在回夫家合江的路上，隨行丫頭時刻提醒董竹君小心老家的人：

夏家老太太極其不喜歡女孩子，就連著整個家族都寵男不愛女。

更可怕的是，當年夏家老太太竟然為了生兒子把自己生的第二個女兒狠心淹死，最后竟真生了兩個兒子。不單單殺死自己的女兒，甚至連媳婦的女兒也想淹死！

而丈夫的前妻亦是讓她逼得生了肺病，最后郁郁寡歡而死！

聽到以上種種，董竹君心里不寒而栗，她又怎麼不擔憂，如果她回到那個水深火熱的封建大家庭去，會有怎樣可怕的事情等著她呢？她的丈夫即使是真心愛她，又能護她幾分？

老上海的繁華注定了這個城市百年來風波不斷，屢出傳奇。在這里生長的董竹君，錦江酒店的創始人，一生自然也極富傳奇色彩。

從小就是傭人家庭出身的董竹君，隨父母過著一貧如洗的日子。在她12歲那年，為了給父親治病，迫于生計淪為堂子（青樓）里的賣唱女，一開始以為僅僅是唱京戲，後來才認清堂子就是火坑。

為了跳出火坑，她在兩個好心的老鴇幫助下結識了革命黨人夏之時，并逃出虎口，與正被通緝的夏之時結婚，隨他一起避走日本。而日本成了董竹君接受文化熏陶的搖籃。

在日本的四年里，董竹君盡情吸收著自由的氣息，讀書、學習、人資、看報，她沒有自卑，沒有焦慮，她用熱情和認真全副身心地融入到異國的生活里。

而丈夫夏之時的革命熱情亦十分高漲，為革命東奔西走，為國家的前途和未來而努力奮斗，董竹君看在眼里，愛在心里，由衷地感到自己沒有嫁錯人，她的是丈夫是當之無愧的人民英雄！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與夏之時的朝夕相處，董竹君發現了夏之時十分地大男人主義，她的美麗聰穎、嫻雅溫柔竟讓夏之時十分不放心：時年十五歲的她，正值韶華，由內到外都洋溢著青春的活力，是那般動人。心存大男人主義的夏之時，又怎麼會日日放著如花美眷在外面拋頭露面呢？

夏之時從來都不放心董竹君去學校上課，即使是女生較多的教務專業，因為他害怕哪一天年輕的她會受到男同學的誘惑而愛上別人。後來他直接不讓董竹君去學校上課了，但為了滿足董竹君的上學的迫切需求，他只得專門聘請家庭教師給她上課。對此，董竹君當然是十分不愿意，卻只得聽從丈夫的安排，讓他安心外出拼搏，而不去計較是否平等。

夏之時給了她依靠與溫暖，卻吝于給她自由和尊重，不但不讓她去學校上課，還不讓她結交朋友，把她管制得十分的嚴。然而這還不夠！

在生了長女國瓊的第二年，夏之時決定回國為革命出一分力，回國之前，他留給董竹君一把冰冷的手槍，接下來的話卻讓她透心涼，原來這把手槍不但是留給董竹君防賊自衛，還留給她萬一做了對不起自己的事，就直接自我了斷！

董竹君萬萬沒想到這個豪爽的愛國大英雄，在愛情方面的心胸竟如此的狹隘，但她轉念一想，也許是丈夫太愛她了，愛到失去安全感，對此，董竹君只有包容，試想當年若沒有遇上夏之時，那如今的自己不知道會是怎樣的一番景象。

于董竹君而言，跟隨夏之時到日本讀書生活是她青年時期最幸運的事情，但當她想繼續這樣的學習生涯，并計劃到法國留學的時候，一封家書的到來卻徹底改變了她的生活，家鄉傳來夏之時病危的消息。

所以在日本四年之后，董竹君帶上女兒隨著夏之時到了成都，風光地成為四川省都督夫人。嫁入豪門本應是十分慶幸的事，然而董竹君婚姻中的不幸才正式拉開帷幕。這一年，董竹君15歲。

夏家，是四川合江有名的大戶人家，全家的經濟來源在于田租。家里大大小小十幾口人，都沉浸在封建殘余里，讓董竹君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因為她的青樓出身注定為人所詬病。

由于董竹君是夏家二少爺眼下最上心的女人，董竹君這個「新太太」在丫鬟們的眼里分量自然比先前的「舊太太」重了許多。而丫鬟無心的一番話，卻讓她感到了莫名的恐懼。

「我們以前那位太太真是可憐，生病了不說，還被那些人活活氣死。她們常對舊太太冷言冷語，還說：二少爺到日本念書就不會再回來了，即便是回來了也不會再要你這個鄉下人。舊太太本來就病得不輕，再加上這些話的刺激，肺病就更厲害了，就連臨死前向劉婆婆討兩條活鯽魚吃，這些人都沒有理睬她。」

大戶人家，小丫頭揪著往事偶爾嚼嚼舌根并不算新鮮事，但話語里透露出的勢利和人心卻讓人不寒而栗。作為夏之時的前妻，這個女人的悲劇不僅在于愛情的逝去，更在于自己的獨立和自由完全依托在男人的喜好和身份上。

尊嚴在深宅大院的專制里被無情地忽視，生命在封建禮教的殘余里只能茍延殘喘、任其凋零。

想到這一層，董竹君的內心難以平靜，她對夏家的過往無言以對，對自己的未來也有著難言的擔憂。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董竹君帶著直面困難的勇氣面對婆婆的兇悍蠻橫、家人的勾心斗角、心機者阿諛奉承的逢迎，下人們如牛馬一般的苦難，這些封建家庭都有的陋習，夏家人一樣不少，統統具備。

作為曾經在青樓混跡賣唱的姑娘，董竹君的處境和待遇自然不會和「好」字沾上邊。婆婆覺得她傷門風，不能做家里的正太太，所以一直攛掇夏之時再娶一房正室。夏之時聽得長輩的教唆，心中的不快促使他不停與老人們爭辯。復雜的局面讓董竹君感到憂慮和氣憤，但看著夏之時的忠誠和堅持，她自然沒有火上澆油的道理。

為了改善丈夫和自己的處境，董竹君更加努力地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不到萬不得已定然不與他們爭吵。每天，她除了伺候丈夫外出辦公，剩下的時間便用來做縫紉、繡花、燒菜和洗衣。到晚上，她還教侄子們讀書，幫縱觀算賬，連夏之時的四弟結婚她也出謀劃策，主持婚禮。

可是以上的努力隨著董竹君接二連三的生懷女兒又打回原形，婆婆冷眼以對，在二女兒出生時，婆婆惡狠狠地跑到房間，指著她大罵：怎麼又生了一個沒用的東西！快把她淹死，這樣才能生出兒子！

婆婆的一番話聽的董竹君的耳里，就像是地獄使者的聲音，嚇得她顧不得剛生完孩子虛弱的身體，從丫鬟的手里搶回剛出生的孩子，緊緊地攬懷里，無論誰說都不撒手。

那個時候董竹君是多麼的無助與害怕，可沒想到曾經與她相濡以沫的丈夫竟也開始以一副冰冷的面孔對待她。

時局風云變幻，歸國后的這段時間里，夏之時的事業遭到重大的變故。夏之時因為站錯隊，被免去了軍職，改為閑暇的文職，隨后遷居成都。

此后夏之時的人生隨著他的事業一落千丈，生活毫無斗志。昔日的大英雄心灰意冷，一蹶不振，不但閉門不出，還染上了抽大煙和賭博的毛病。

看著丈夫日益消沉，董竹君并沒有對他完全失望，而是一如既往地想方設法去把他引上正途，她希望忍讓能讓自己的婚姻得到延續，但事與愿違，夏之時帶給她的種種壞，讓她徹底失望。

夏之時的脾氣便愈來愈壞，常常發火不說，還總是無理取鬧地找妻子的麻煩。

見董竹君沒空親自侍候他吃飯，夏之時便發火訓人，見衣服有些許不干凈或是箱子里拿出來的衣服多了一點褶皺，他又借機高聲訓罵。面對夏之時如此惡劣的興趣和情緒，董竹君總是忍讓妥協。

1920年年底，董竹君懷著第三個孩子即將臨盆，夏之時做了一件事情，氣得董竹君想一走了之！

那天傍晚，天陰沉沉的，夏之時派人催促正在收衣服的董竹君去客廳打牌，董竹君覺得打牌不是什麼正經的事情，加上勞累疲憊就不去了。再三要求之下，她無奈前往，不料夏之時竟拿起花架子上的自鳴鐘迎面摔了過去。

隨之而來的是陌生人一般的責罵，讓董竹君不寒而栗，向來看重自己獨立和自尊的她怎堪這般侮辱？

淚如雨下，董竹君對眼前的男人失望到了極點，她拖著笨重的身子跑回房間，拿起皮包向院外走去，但府上的傭人蔡大娘苦口婆心的勸解卻讓她停下來腳步：太太呀，你看在小姐的面上，快些回去吧！您都快要生第三個孩子了，要是路上有什麼閃失，那可怎麼辦？

作為女人，董竹君覺得自己對肚子里和身邊已然成長的孩子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她忍受不了丈夫對自己的侮辱，更忍受不了那種遠離幼子的蝕骨思念。

但是，就在她打算通過忍辱負重營造這個家庭應有的和睦的時候，身為孩子們父親的夏之時對孩子生死的冷漠卻讓她看清楚了這個男人革命外表下的封建意識。

國瓊出疹癥，國璋患腿疾，國瑛摔倒后的昏迷，孩子成長過程中，董竹君被一樁樁突如其來的疾病惹得淚流滿面，心力憔悴。看著孩子們一個個面黃肌瘦，病痛難忍，董竹君急得暗自掉淚，日夜思索該如何處理。

然而，就在這些關乎生命的關鍵時刻里，夏之時卻不以為然。作為孩子的父親，他不但不走近孩子身邊，盡些父親應有的關心和愛護，相反他認為董竹君為了讓女兒們的康復，全然拋開家務，從不料理的行為十分不符合封建禮教關于婦道的要求和規范。

最讓董竹君心寒的是：兒子大明出生時，夏家舉家歡騰，女兒們生病時，夏之時卻從未過問，如此巨大的差別，仿佛那些女孩們幼小的生命從來都與他沒有瓜葛一般。

夏之時得寸進尺地欺壓她，終究是認為她出身貧賤，認為她的人生就得圍繞著他夏之時轉動。可是他從來沒有想過，董竹君是一個有感情、有自立之心的人，終有一日不會圍著他的世界而轉動。

1924年，董竹君以增加家庭收入為由，說服夏之時拿出第一筆錢，迅速著手創辦女子織襪廠和黃包車公司。董竹君的生活也因為這兩家公司的壯大而越發的忙碌。

但就算如此，她仍然沒有拋棄家中繁忙的事物。家中清潔、三餐廚務、登記田戶賬冊，人客來往，外出應酬等等也親自參與，不假手于人。

家里井井有條，事業蒸蒸日上，董竹君的辛勤勞動換來了良好的結果。只可惜，丈夫的墮落已到了無藥可救的邊緣，在他的眼里，只有糜爛的吞云吐霧和虛無縹緲的「東山再起」的幻想能引起他的興趣，其他的諸如創業和讀書都已經不是他關心的事情了。

1928年，董竹君看著中國局勢朝著危險的邊緣滑落，內心惶恐不已，夏之時卻癡心妄想地認為蔣政權已鞏固，實現三民主義和自己東山再起的時機到了。為了「光復」自己的事業，夏之時踏上了前往江南的路程。

1929年，四川的局勢在以往的基礎上又添了幾分紊亂的氣息，董竹君經過深思熟慮，忍痛關閉了織襪廠和黃包車公司。

為了離開這個混亂的城市，也為了給孩子們提供更好的教育環境和機會，董竹君將全部財產的賬簿和折子契約及現款二千五百元交給夏之時的六弟夏有文保管后，懷揣四百元，帶著四個女兒和父母啟程從四川前往上海。

才進門，夏之時便顯出滿臉的不高興。沒有詢問不說，夫妻尚未敘舊，夏之時便反問董竹君帶了一大幫人到上海做什麼。

董竹君將事情的經過說給夏之時聽，夏之時聽完，臉上的不高興并未消退，相反，他滿臉的不耐煩讓董竹君覺得這里居住的仿佛不是自己的丈夫，而是一個惡毒而陌生的房東。

事已至此， 董竹君只有忍氣吞聲，委曲求全，她天真地認為作為妻子，她可以用感情感化自己的丈夫，但夏之時反而提出各種各樣不近情理、莫名其妙的苛刻條件。甚至連親生女兒的教育都要推三阻四，斤斤計較。

最后，在董竹君的據理力爭下，夏之時才同意讓女兒們留在上海讀書，可條件是一定要她回川！

就在董竹君準備暫時回川的時候，一封信的到來讓夏之時再一次變本加厲地找董竹君的麻煩。

那是一封來自國瓊女兒的鋼琴老師張景卿的信，這個朝氣蓬勃的青年在去法國留學的途中經過香港，在船上給董竹君寫來一封信，信中除了日常寒暄與船遇風浪的遭遇描述外，更多的是表達對董竹君的感謝和問候。

然而，就是這些平淡無奇的朋友間的敘話卻被夏之時看成了暗中來往的「罪證」。他大發雷霆，滿口責罵，指責董竹君已然答應他不與任何人來往，可暗地里卻仍舊與他人互通信件。

面對夏之時的無理取鬧，董竹君已不屑反駁，可剛烈的她走到書房將那信件撕得粉碎。誰知，這樣的舉動卻招來了夏之時更加瘋狂地報復。

夏之時發現信沒有后，以為是孩子們貪玩所致，便跑下樓窮兇極惡地朝幾個弱小的姑娘吼叫、咒罵，董竹君看著孩子們被他嚇得躲在亭子間里不敢出聲，生怕她們挨打，便站到他與孩子之間，應聲說：你抽屜里那封信封信是我拿的，跟孩子們沒關，你不要怪他們。

這樣的承認，無疑給了夏之時更理直氣壯的發火理由，他握緊拳頭，手背上青筋暴突：好大的膽子，竟敢偷拿我的信，還敢大聲說出來！

董竹君覺得自己并沒有多大的錯誤，便不再理會夏之時，只帶著孩子離開亭子，到房間里整理衣箱，誰知夏之時竟窮追不舍。

看著丈夫如此糾纏，董竹君不得不講道理，同他講到底：你最好看看信封上收件人的名字是誰，看完了再說誰偷了誰的信。

可是，她話未說完，夏之時就被她的反駁激起怒火。他厲聲喊了句「什麼？」，然后朝董竹君沖了過來，二話沒說便抬起腳上锃亮的黃色長統馬靴，狠狠地踢向董竹君的胸前。董竹君只覺得一聲劇痛，接著身子便癱軟無力地倒在了地上。

強烈的疼痛在胸前縈繞，董竹君的頭開始有了眩暈的感覺，她知道自己體力敵不過他，便忍痛爬起來，轉身往樓下跑。然而，夏之時卻未就此罷休。他順勢將床上的把衣箱拿起，跑到樓梯口，用盡全身力氣將整個箱子向前方的董竹君擲去。

董竹君跑得快，箱子并未打中，夏之時一下更是氣憤。他順著董竹君奔跑的方向追趕，經過廚房時夏之時拎起菜刀，沖著董竹君的方向砍了過去，董竹君閃躲過了一刀，趕緊跑到弄堂里。

夏之時拿著刀仍在后面緊追不舍，眼看一場流血沖突不可避免，董竹君奔跑著，內心卻開始感到絕望，好在，正是此時，夏之時的兩個侄子趕了過來，兩個年輕人迎面將夏之時攔了下，董竹君的性命才在一瞬間轉危為安。

當所謂的丈夫已然威脅到自己的性命，兩人又如何能繼續在一起？沒有遺憾，沒有留戀，董竹君毅然帶四個女兒離開夏之時，她從來就不稀罕所謂的豪門生活，因為比起豐衣足食的生活，她更想要的是尊重與信任！

寫在最后：

戲劇里常有人說「因愛生恨」，這樣一句話在舞台上通常能成為推動劇情發展的重要橋段，讓觀眾的情緒得以調動和感染，但回到現實中，硬生生將曾經的愛仿如刻苦仇恨的磨具里碾壓并最終付諸行動的人又能有多少。

情感是內心的抒發，曾經真摯的愛在被恨意取代的那一刻起，不單是對過往付出的否定，更是對愛情的褻瀆。因此，只有那些不珍惜曾經的付出，或是心如鐵石的人才會不念舊情將對方逼入絕境。

不幸的是，夏之時便是這樣的角色。

在董竹君的堅持下，夏之時同意了為期五年的分居，這樣的分離對于夏之時來說可能是緩兵之計，但對于董竹君來說，卻是實實在在的逃離。

董竹君對于所謂的豪門算是看透了，當昔日的愛人看不起自己的出身，對她頤氣指使又無理打罵，她開始是選擇忍耐與妥協，直到連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脅，她才不得不奮起反抗；面對「豪門重香火」，她沒有被人牽著鼻子走，而是奮不顧身地保護自己的四個孩子，反而更重視女兒們的教育，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實屬難得。

如果沒有這次逃離，也就沒有董竹君日后的傳奇，她憑著自身的韌性，以一己之力創辦了錦江酒店，把一個個女兒都培養成國學的棟梁，實在讓人敬佩不已。